上海工部局最早聘请的买办叫潘郎三，他来自广东南海地区。

1854年7月，英国领事阿礼国按照自己制定的土地管理规定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类似殖民政府的市政管理机构，名叫上海工部局。之后又陆续组建了警察局和工部局的领导委员会。

后来巡捕房花销太大，工部局就向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收取8%的房屋税，上海老百姓都管这个税叫"巡捕税"。为了收这笔钱，工部局学着外国商人的做法，专门设了个买办办公室，第一任买办叫潘郎三。

当时这个买办职位很普通，就是个收税的小职员。潘郎三上任时，手续特别简单，只要找一家银行做担保就行，既不用交押金，也不需要其他抵押物。

那时候工部局花销很少，一年收入支出加起来也就25万两银子。员工工资都不高，中国职员最少的每月才拿三四块钱。因为钱少事少，买办这个职位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。

潘郎三工作了五六年，因病去世后，由潘禹铭接替他的位置。潘禹铭是潘郎三的小叔叔。当时南海地区有钱人家流行纳妾，所以经常出现年纪小的人辈分反而更高的情况。

潘禹铭从1860年到1886年，总共工作了26年。

这段时间，英美两国把苏州河北岸7856亩的美租界合并到英租界，统一改名为公共租界。工部局的管理区域一下子扩大了两倍多。随着生意往来金额大幅增加，中间商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原先的商铺担保人换成了上海有名的大商人谭同兴。

潘明训当买办的时候，这个职位在上海滩特别吃香。

1886年潘禹铭去世后，由大儿子潘菊轩继承家业，当时18岁的同父异母弟弟潘明训担任副买办一职。

潘菊轩在岗位上待了44年，不过真正管事的是潘明训。潘菊轩整天拿着水烟袋，在办公室里应付些来往的钱庄老板，听听行情，装装样子。

这段时期是租界不断向外修路扩张的疯狂阶段。工部局的收入猛涨到190多万两银子，机构数量多、规模大，光华人职员就有3000名，还不包括华人巡捕。买办的地位变得特别重要，铺保也更换了，换成了潘家在山西北路自己购置的康乐里四条弄堂，连带着他的住宅一起，都归在一张地契名下。

1931年，71岁的潘菊轩退休卸任，由62岁的潘明训接替他的职位。

五年后，潘明训离职，由潘菊轩的大儿子潘世琚接任第五任买办一职。按照英国人的要求，潘世琚额外缴纳了五万元作为保证金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后，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，把原来的买办办公室改成了金库。潘世琚在那当了一段时间的副库长，到1944年收回地契后就辞职不干了。这标志着潘家做了87年的买办生意到此结束。

潘家能一直稳坐买办这个位置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

忠诚和听话是潘家一贯的本分。八十多年来，工部局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潘家总能跟每一任上司都处得很好。财务处的库福特是买办们的直接领导，他在位时间最长。潘明训有句名言："我把库福特当菩萨供着。"就像拜菩萨要天天上香、时时供奉一样，潘明训对库福特也是这个态度，只要是领导交代的私事，他都会尽心尽力去办。

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库福特准备一份大礼，价值好几千块。要是帮忙兑换英镑美元，潘明训会把汇率报得比实际低点，自己悄悄垫钱也不说，就为了显得自己办事靠谱有门路。

五卅运动爆发后，大批爱国青年冲进买办办公室，号召大家加入罢工行列。面对动员，潘明训回应道："要是谁能保证我罢工后，这个买办位置不会被人顶替，那我倒可以想想罢工的事。"

谁能给他打包票？潘老板自己没罢工，他手下那帮管事儿的在罢工期间照样正常上班。

潘家还有一个让工部局特别看重的优点——办事靠谱。这种靠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在财务往来上清清白白，二是在人员管理上井井有条，从来不会给工部局捅娄子或惹出乱子。

潘家特别重视个人资产的打理，除了投资房产之外，从来不碰那些风险大的生意，就是为了让家里的钱袋子稳稳当当的。

买办必须确保手下管账的和收税的人靠谱。要是这些人私吞钱款或者挪用税款，买办就得自掏腰包补上，财务上一分钱都不能少。买办不光要管好钱，还得管好管钱的人。工部局认为，这就是买办该干的本职工作。

所以当买办的老潘特别看重管账和收税人的信用担保。他跟律师签的担保合同条件特别苛刻，不仅担保人要承担全部责任，连担保人的子孙后代也得跟着担责。这么一来愿意担保的人就很少见了，通常得搞双重担保：先押上值钱东西，再去找人作保。

有个人想去买办间办事，拿着保单找怡和洋行的买办潘澄波作担保。潘澄波看了看保单说："你这月薪才30块，担保责任却这么大，不如每月直接来找我领30块钱得了。"

潘家对保单和担保人这么严格把关，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。宁可少安排些人手，也绝对不能捅娄子。

这么认真负责的潘氏，能赚多少钱？那肯定是相当多的。

买办虽然每月能领固定薪水，比如潘菊轩每月能拿395块钱。但光靠这点工资，根本没法让人真心实意地干活。

工部局财务处按照惯例，承认有几笔特殊收入确实属于潘家，是正当合法的收益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好处。

以前各家银行印的钞票都有特殊标记，叫做暗记券。那时候工部局每月发工资总额是300万。每到发薪日，工部局就成了银行争抢暗记券的大客户。这300万工资款被买办长期挪用赚利息，按每月08%的利率算，能赚24万利息；还能当人情帮其他银行周转资金，因为用的是汇丰的支票，市面上特别抢手。这笔暗记券的利息收入，是买办最重要的赚钱门路之一。

1935年政府推行纸币制度，取消了带暗记的钞票，那些买办阶层的收入也就慢慢变得普通了。

当时工部局收税主要用银两结算。银元和银两的兑换价格每天都在变动，买办办公室每天都会公布两种兑换牌价。比如当天牌价是7钱2分，他们收银元时按7钱1分8厘算，付银元时按7钱2分2厘算，中间这4厘的差价就是买办赚的钱。

在租界里，房屋税占了工部局总收入的三分之一。不过这些钱收上来时用的是银元，交上去的时候得换成银两。比方说收了一万银元，按规定要交7200两银子。经手的买办能拿千分之四的好处费，所以实际交7160两就行了。

在税款上交之前，每天收来的钱会先存到买办的私人账户里，第二天才正式入账。接着买办会从个人账户开张支票，把钱转到汇丰银行的工部局账户。要是收到的是钱庄票据，还得再多等两天。工部局每天资金流动最高能有300万元，这些延迟两天或四天产生的利息累积起来，也都成了买办的额外收入。

1933年国家进行货币改革，取消了银元流通，原先银元和纸币之间的兑换差价消失了。这样一来，买办们就少了4厘的差价收入。为了补偿他们的损失，工部局总办想了个办法，用"伙食补贴"的名义，最开始每月给买办3000元，后来涨到5000元，算是给他们补上这部分收入缺口。

潘家当买办赚的钱不是个人独享的，要归整个家族共同分配，所有收入都会记入潘家"息记"这个总账本。不过具体负责当买办的人，除了能拿固定工资和特别奖金外，还能享受到这个职位带来的各种额外好处和便利。

1930年6月，潘菊轩正式离职。工部局董事会特意在例行周会上为他举办了欢送会，并赠送了一块刻有他工作经历的大银盘。活动结束后，财务处的副处长亲自把他送回了家。

1936年1月，在潘明训工作满50周年的纪念日上，上海工部局召开董事会时特别举办了庆祝活动。当时的工部局总负责人安德诺代表全体成员，送给潘明训一个刻着纪念文字的钟表作为礼物。会上每位董事都轮流上前与潘明训握手，向他表示祝贺。

待遇好得不得了，礼数特别周到，别说潘家人了，就算是普通老百姓，要是能被英国人看重，肯定也会感动得掉眼泪。